今年有两场经济事件需要关注,恰巧都发生在天津。第一件事是今年6月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,另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。
夏季达沃斯论坛聚焦中国经济发展,话题主要有两个“AI+”与“消费”。然而,AI+使很多人感受到了一种“生存危机”,而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羸弱又造成了一种“社会危机”。前者,我是深刻体会到,并且正在不断追赶它以不至于落后,后者,有人比我总结更到位“食萎靡”与“性萎靡”。
萎靡的
有句话“食色,性也”。如果食、色、性都不行了,再怎么想办法提升消费,“也”不行。
北京市公布了一个数据,2025年1月~7月,北京全市实现餐饮收入792.0亿元,同比下降3.6%,降幅与上半年持平。利润率此次没有公布。然而调出2024年同期数据会发现,2024年上半年,北京限额以上(即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及以上)餐饮企业营收为492.1亿元,同比下降2.9%。 同时利润总额为1.8亿元,同比暴跌88.8%,利润率低至0.37% 。
再说说性行业。Viagra,也就是伟哥在中国的2024销量同比下降7.7%,某国产药片日均销量也从27.7万片下降到24万片,降幅13.2%。避孕套市场规模比2023年下降了17%。搞暧昧的三大场所也不乐观:KTV消费降幅高达86.9%,夜店娱乐降幅也高达76.9%,酒吧消费也下降了65%。
有没有想到一个词“低欲望社会”?日本居民们陷入了不结婚、不贷款消费、不买车、不买房的失落20年。到现在为止,在日本的一些年轻女性都在找“爸爸活”。
人们对美食和异性失去兴趣,很可能意味着其他维度的低欲望也纷至沓来,赚钱欲望、创业欲望、旅游欲望、消费欲望,也会快速滑落。
曾经我读过一本书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,里面讲到一段话:“当房价、租金都在暴涨的时候,大众情绪从悲观变得麻木时候,人们便学会得过且过、及时行乐。此时的繁荣景象反而特别病态。”而如今,年轻人,与其说投资自己的发展而遥遥无期,不如转向“纵欲型消费”,也就是报复性吃喝玩乐、自我犒赏、即时满足。比如,文旅产业、文化产业就是这样的情况。
有个得到同学留言:外卖、速食、轻食已经替代了烟火气的餐饮,吃饭变得工具化,不再追求仪式感,反而追求快速、性价比,尤其是最近外卖大战后这个趋势更加明显。 关于性欲:婚姻率下降、少子化、亲密关系冷淡,欲望逐渐被短视频、社交媒体替代,现在还有AI恋人,现实中的亲密关系进一步被弱化。 而人类最底层的两大欲望逐渐减弱后,开始向情绪价值转移,labubu也好,健身也罢,都是取悦自己的一种手段。
这种结构性变化基本不可逆,未来的大趋势不再是“吃什么”、“和谁睡”,而是如何让自己感觉更好,如何获得持续的正反馈,最终,社会会进入一个“情绪经济”时代:吃饭不为果腹,而为社交分享;运动不是锻炼,而是自我标签;消费的本质不再是“功能性”,而是“情绪性”。
这个后果是什么?
蔡钰老师说:这就相当于系统能级变低,无力调度能量去消化美食和美色,只好转入了低能耗、长续航的模式,当务之急是通过健康生活来重新充电。
想要知道更具体地后果,很多人就会转向看日本。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提出了《第五消费时代》。
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消费时代的五个划分?
第一时代(1912-1937):中产家庭增多。消费价值观是国家优先,强调消费行为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关联。
第二时代(1945-1974):侵华战争后,经济高速发展。消费价值观是家庭优先,家庭成员需求为中心。
第三时代(1975-1997):追求品质而非数量的转化。消费价值观是个人优先,个体用消费展示个性。
第四时代(1998-2020):广场协议后进入失落的三十年,消费降级。消费价值观:社会性或者说“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”,比如环保、社区责任、可持续发展等等。人们愿意分享自己的财富,不再过度追求物质积累;另一个是简约,人们不再热衷于奢侈品消费,而是更加崇尚简约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。
第五时代(2021-2043):政府和大型企业接替个人,成为消费主力。
虽然日本的消费和我们自己不同,但是从中自己应当了解到,自己主宰不了大趋势,但应当怎么“无为而治”:做好自己的事情。
该怎么消费才对得起自己?
这一点上面没有人告诉我。我自己感觉得是这样的:
首先,中国的人口结构、价值观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。一二线城市生活的人和三线城市以下生活的人,思维模式、生活习惯等都出现了显著的差异。以购车为例,一二线城市的人还希望能够奋斗,这个底色下对于汽车不仅是代步工具,而且有“光环效应”存在,想要挤进一个圈子。而三线以下城市的人,则开始休闲为主。比如省油、方便日常通勤,方寸大小正好是一个私人空间等等。
其次,社会氛围的变化,导致了前面两个“萎靡”的产生,门当户对变得越来越重要,诸如高收入男性搭配无收入的全职主妇,或是高收入职业女性搭配低收入男性的“扶贫式”婚姻已经不在了。三菱在2023年做的统计显示:年收入超过 500 万日元的已婚女性里,82.6%嫁进了夫妻总收入超过1000 万日元的家庭。
在这两个情况下, 作为我个人,首先还是要投资自己的知识结构。因为只有能够有判断力,才能够确确实实地在这个社会中有生存和立足的地位,不被很多风浪所刮倒。其次,是供给端、政策端跟需求端合力,把自己建设成它原本应该成为的“自然模样”。第三,是无为而治,做个做事的人而不是变为做人的事。降低自己与GDP等等方面关联度的同时,大胆与资本共舞。让资本成为我知识消费的战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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