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回我们收到，赤眉军抽签拜帝，封官进爵的特征。与此同时呢，刘秀这边也着手组建自己的内阁。他先是派遣使节，命邓禹任宰相，爵位为酂侯。这一点没有问题。但是任命时任野王县令的王梁为大司空，任命平狄将军孙咸为代理大司马，这两个任命惹怒了将士们。将士们认为，一个县长突然跃升为国家副总理，就因为《赤伏符》中一句“王梁主卫作玄武”一句话？

一个皇帝任命臣子，为什么惹来了那么大的非议？就是因为刘秀这个人有一个特点：迷信符谶。这种迷信，可不是为了达到世俗或者功利的目的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而是真心把它当成了圣物。

《赤伏符》是什么？

赤伏符，是一本发端于先秦时期对于预言的记载。在古代，预言书的出现是一种必然，例如诸葛亮的马前课，李淳风袁天罡的推背图，刘伯温的烧饼歌等等。然而相较后者，赤伏符的作用更加直接。它记载了诸如祖龙将死，亡秦者胡也，可以说指名道姓的说了王朝的兴衰。

当时的魏国公叫魏豹，请了一位姓许的相士去看前程。这位相士说：你的妻子薄姬日后会成为皇后，她所生的孩子会成为皇帝。不久之后，刘邦掳走了薄姬，生下了汉文帝刘恒。而这一论断的来源，就是赤伏符。

王莽篡汉后，偶然得知了赤伏符上记载了“刘秀为帝”的这么一句话，于是全天下追杀叫刘秀的人。

而刘秀自认为称帝的一部分原因是赤伏符所定，所以不敢违抗天命，万事都随着这个书中的内容。刘秀对上面这句话的理解是：野王县是春秋时期卫国举国迁徙所在，王梁此时担任野王县令，正应了“王梁主卫”，而“作玄武”是因为玄武是水神。朝廷中大司空正是负责管理水土治理的，所以这就意味着把王梁提升到大司空是天意所在。另外，刘秀根据西汉三公封侯的传统，擢升王梁为大司空后，还给了王梁一个武强侯的爵位。

至于孙咸，则是《赤伏符》上写了“孙咸征狄”的这么一个谶语。

听人劝的刘秀

刘秀这个人一生相信符命，因为有这种自己必然要称帝的信念，在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绝境面前自然无所畏惧。

但是，追随他出生入死的部下显然视这种现象为无物，他们认为，论功行赏才是天道，否则像贾复、陈俊这样短兵相接当中的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是不公平的。

刘秀相信，选人心而弃天命，往往是在天意与人心的抉择中的上策。于是在部下公推的吴汉和景丹之中选择中，拜吴汉为大司马，而拜景丹为骠骑大将军。大司马和骠骑将军是汉武帝时代的旧制，二者旗鼓相当，可谓皆大欢喜。

预言书到底可信吗？

皇极经世书，推背图，烧饼歌，加上今天认识的赤伏符。中国古代对此迷信的人从顶层到民间比比皆是。为什么预言书有这么大的“魔力”，在我看来，主要有几点。

第一，不可知论的影响。古代人的生存风险极高：天灾、瘟疫、战乱、改朝换代，这些大事几乎没有办法提前预判。人面对巨大未知的时候，天然会产生焦虑；而预言给出了一个确定的答案框架：未来不是随机的，有一套既定的 “定数”。哪怕这个答案很模糊，它也能安抚焦虑 —— 你不再是完全被动、听天由命，你可以 “读懂天命”，提前预判吉凶。这是预言最底层的吸引力。

第二，天命论。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里，天命不是固定属于某一家人的。“天命靡常，惟德是辅”：王朝兴起，是得天命；王朝覆灭，是天命转移。预言书刚好卡在这个框架里：

• 对统治者：可以用来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，震慑反对者（刘秀和赤伏符就是典型）；
• 对造反者：可以用来证明旧王朝天命已尽，自己起兵顺天应人；
• 对普通百姓：改朝换代不再是单纯的暴力厮杀，而是天道注定的轮回，更容易理解、接受动荡。

所以不只是老百姓信，顶层统治者也会利用它；但同时，一旦预言不利于自己，朝廷又会禁谶书、烧谶纬。它是政治武器，不是客观预测。

然而，预言书毕竟是人编写出来的，特别是那种不知道作者的编写者，往往里面暗含的东西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，版本混乱不说，内容还容易模模糊糊的解读。

首先，版本流变、层层附会。很多预言没有原始定本，代代传抄，每一代都有人根据当下发生的事悄悄修改、增补。相当于 “剧本跟着现实改”，自然事后看句句应验。

其次，语言高度模糊、意象化。多用隐喻、天象、谜语、象征，不写具体时间、人名、地点。比如一句 “木易当头”，可以解释成杨姓，放到不同时代、不同人身上都能套。这在心理学上叫巴纳姆效应：模糊笼统的描述，人们会自动往自己知道的事情上匹配，主动寻找吻合的地方，忽略对不上的部分。

最后，选择性记忆。应验的故事被反复传播、记录；没应验的预言，会被悄悄抛弃、遗忘，或者被解释成 “你解读错了、德行不够所以没应验”。留下来的，全是成功案例。

这样来看，所谓人们传播的推背图上的一些什么描绘现代的格局，或许也只是后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，往后推出来的吧。